洛甫同志当了差不多十年我党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，曾被毛主席亲切的称呼为明君。
一九七六年春，病房里光线有点暗，床头压着一张字据，比药单还刺眼。
张闻天和刘英商量，把夫妻三十年攒下的四万元全交给党，当“最后一次党费”。字写得发抖，意思却很利落：人走钱归组织，子女一分钱不沾。
他当过差不多十年我党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，被毛主席叫过“明君”，按常理说，谁都以为这种人家底厚、路子宽，结果兜一兜，只摸出这样一笔往回交的存款，有点出人意料，又像顺理成章。
他对家里人一向下得去手。
五十年代，儿子张虹生中学刚毕业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响起来，他没给儿子找轻省地方，直接送去天津茶淀农场。
两年后，儿子获准回北京考大学，外语心里没底，就动了让父亲帮忙的念头。
当时他是外交部第一副部长，分管外交学院，照理一句话的事，他只丢下一句：“有本事上就上，没本事就别上。”路得自己走，门不给你推。
结果张虹生真是凭本事考进北京师范学院，这件事在家里成了“讲规矩”的例子。
一九六二年，他又把儿子送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。
那边风沙苦，卫生差，人刚去不久就得了肝炎，写信希望回北京治病。从父亲角度看，该心疼；从干部标准看，该一碗水端平。他选后者，认定干部和群众在哪儿治，儿子就在哪儿治，一边劳动一边治疗。张虹生只好在新疆一待十五年，在那儿结婚生女，直到父亲去世两个月后才按政策调回祖籍江苏，在南京晓庄农场落户。
一九七九年，中组部给他开了调函，准备调回北京工作。
刘英看了，干脆退回去，只问一句：“干部子弟为什么都要回北京？”张虹生没再争，进南京大学图书馆做普通职员，一直干到二〇〇一年退休。
女儿们也没沾过“近水楼台”的光。小女儿毕业分到外交部当打字员，一九五六年精简机构，他先把自己女儿从编制里划出去，让她回上海自谋生路。
后来，小女儿在一家自行车厂又找着打字工作。大女儿没有固定单位，有时在家劳动，有时去工厂做临时工。
一九七五年九月，两姐妹去无锡探望十几年未见的父亲，把生活的艰难一股脑倒出来。
他听完，只说：“革命者的后代应该像人民一样地生活。”话不圆滑，却把态度说死了：不搞特殊。
他待自己也一样抠。六十年代末按中央安排疏散到广东肇庆，住处简单得很，几把旧木椅子吱吱作响。
当地市委送来一对旧沙发，他笑着推回去，说坐木椅子能练硬骨头。
一九七五年一月，肇庆冷得厉害，他买了个电炉，市委办公室派电工上门安装，他坚持要付安装费，对方婉拒。第二天，他写信给市委负责同志，署名“张普”，说明电炉安装费和以后每月电费都由自己承担，请务必批准。在别人眼里就是几十块钱，他非要把账算明白，这种较真贯穿一辈子。
往前看，他这种劲头很早就露出来。一九〇〇年，他出生在南汇农家，一九一七年考入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，接触到民主、自由、科学这些新观念。五四运动爆发，他随学生上街，参加反帝爱国斗争。
后来，他参加少年中国学会，去日本留学，又到美国勤工俭学，回国后在中华书局当编辑，各路思潮摸了个遍。一九二五年六月，他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同年被派赴苏联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，从此和老家隔着一条革命的路。
弟弟张健尔在他的影响下也投身革命，最终为此牺牲。
家里为这条路交的账，记在报纸和墓地上。一九三二年，母亲思儿成疾，在上海《新闻报》登出启事：“荫皋，母病危，盼见儿，速归。”那时上海白色恐怖正重，他若贸然露面，牵连难料。
一九三三年，母亲病逝，他没能回家尽孝。
父亲一直盼着兄弟俩，直到一九四二年带着遗憾离世。亲戚们很多年都不知道他们究竟在哪儿，后来看到斯诺《西行漫记》，才从书里认出陕北那个叫“洛甫”的领导人，就是自家那个走得匆忙的儿子。
后来他走后，妻子刘英延续了他的活法。
一九八一年，她把多年节省下来的工资和落实政策时补发的工资四万元捐出来，用于少年儿童文化教育。一九九〇年，她立下遗嘱，不办遗体告别，不保存骨灰，家里物品由组织处理，文件、书籍交“张闻天文集”编辑组，节余工资交党费，如患不治之症不抢救。
二〇〇二年八月，她在北京去世，次年，中办老干部局机关党委按遗嘱，把她名下七万一千三百六十七元四角三分存款全部作为特殊党费，上交中组部。
毛主席当年叫他“明君”，听着像一句古风的赞誉。
看完这一串细节，这几个字不再飘在空中。权在手时，不给家里开口子；退下来，连存款都往组织里交；屋里宁可坐木椅子，电炉也要自己付钱，子女该吃的苦一样不能少，老人走后连骨灰都不占地方。
他这一辈子，把“公”和“私”分得明明白白，不靠漂亮口号，靠的就是一桩桩看上去较真、实则不肯放水的小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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